我国各地加快布局未来产业，有利于抢占先机，持续培育发展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获取竞争新优势。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发布引起社会热议，“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强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未来产业发展机会，再次成为产业发展的聚焦点。

发达国家对未来产业发展的思考

近年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未来产业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密集出台重大规划政策，不断谋划布局其未来产业发展，并从研发投入、市场培育、法律制度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这些国家纷纷基于未来科技集成创新催生新图景，在研究未来科技演进和发展趋势基础上，找准面向未来的基础前沿和关键使能技术领域，以促进未来产业培育发展，努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措施点一，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通用人工智能、未来网络、新能源、生物制造、空天、海洋、量子、生命健康等未来科技激活未来产业发展新势能；措施点二，通过引入新要素、开发新设计、加工新材料、创造新工艺等创造新场景，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未来，发达国家在未来科技与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将更重视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的融合交叉突破，如通过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氢能与储能技术等使能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新支柱产业。

中国对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布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时期，经济发展开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需要科技创新和产业高端化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中国也已开始未来产业的布局，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规划的重点发展产业来看，未来产业布局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医药工业、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从地方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来看，各省市纷纷出台了实施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与配套政策，带动全国掀起发展未来产业的良好势头。浙江、上海、深圳等先行省市立足本地的科技、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优势，逐步探索较为清晰、完整的未来产业发展路径。

浙江构建“源头创新—技术转化—产品开发—场景应用—产业化—产业集群”未来产业培育链路，打造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场景应用和产业发展于一体的未来产业生态布局。深圳聚焦“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实施“强基”“突破”“加速”“融合”“汇聚”五大工程，推动创新资源向未来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深度融合。

二十届三中全会目标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到2029年完成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2035年完成深化改革总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 达到2.8 万美元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门槛，中国要在2035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可行性，但仍有很大的挑战。

为此，《决定》提出，全面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同时，《决定》强调，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

围绕高质量发展加快未来产业建设       

中国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例如，北京“十四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机器人等未来产业。深圳市财政于2014—2020年，连续7年每年安排10亿元用于设立深圳市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培育和引进、重点企业发展、产业化项目建设等。广州市采用引导基金投资、直接股权投资、补助和补贴等方式，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不再通过简单的补贴来推动拉低产品价格、抢占国际市场，而应更多地推动核心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链价值升级。《决定》强调，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机遇与挑战       

未来产业是当今我国能够和国际创新保持同步的、为数不多的重大创新机会之一。从全球技术和产业发展来看，未来产业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大范围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有可能根本改变技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创造出新产品、新需求、新业态。

未来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势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首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其次，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再次，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最后，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落实未来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两项体制机制建设的内容为未来产业发展奠定了优势基础，把重要领域的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施一批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

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未来产业机遇

《决定》再次强调，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基础制度，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和数据市场。

这些目标的实现，将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加未来产业的发展机遇。

中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保障措施

首先是加强统筹协调。加强部际协同、央地协作，围绕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专业领域制定专项政策文件，形成完备的未来产业政策体系。其次是加大金融支持。带动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完善金融财税支持政策，鼓励政策性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加大投入，引导地方设立未来产业专项资金。再次是强化安全治理。坚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加强伦理规范研究，科学划定“红线”和“底线”，构建鉴别-评估-防御-治理一体化机制。最后是深化国际合作。鼓励国内企业与研究机构走出去，鼓励跨国公司、国外科研机构等在我国建设前沿技术研发中心，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积极贡献中国产品、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发展工业互联网面临新挑战

《决定》指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发展，健全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制度。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

当前，工业互联网仍为弱项行业，要发展工业互联网及产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驱动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让数据生产要素跨境流动，数据的跨境流动对于未来产业发展和突破均至关重要。

金融对未来产业发展支持的不确定性

未来产业的发展空间虽大，但面临技术发展路径的不确定性、上市公司标的业绩的难预测性、前期的资金投入大、需求不确定性大、业绩兑现短期无法实现等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受到技术发展壁垒、全球激烈竞争、海内外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主题投资机会也面临着一定的估值泡沫风险，需要相对长期的研究及专业的判断，还需国家层面行业主题基金或是科技类主题基金加大引领。

科技研发人才供给不足

中国基础研究人才的数量和水平均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012—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人才、R&D人员数量呈现增长态势，2021年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已提高到77人年（2012年为43人年），但仍明显少于日本的136人年、韩国的215人年。《2023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显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稳居全球最具人才竞争力国家前三位，而我国人才竞争力排名第40位，较2022年的第36位有所下降。人才队伍大而不强尚未解决，人才创新力、竞争力不够强，高精尖人才队伍与大国地位不匹配，未来产业骨干人才供给不充足。

产业长期发展重要举措

当前，中国在未来产业领域，量子计算原型机取得新进展。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不断突破，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领域不断出现新算法、新模型、新范式，AI框架正向着全场景支持、超大规模AI、安全可信等技术特性深入探索。以元宇宙、卫星互联网、氢能储能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变革将加速演进，未来产业发展基础已经具备。

教育、科技、人才是基础性“支撑点”

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人才体系整体效能。充分挖掘中国高等教育人才数量优势（接受高等教育人口2.5亿人，连续三年高校毕业生过千万），借助第一批建设未来学院的北大、清华等12所高校资源，培养未来关键核心技术领军人才、探索和研发未来关键核心技术，对新质生产力人才、科技型人才、未来产业人才加大培育范围，形成促进全民教育水平提高、专业技能完备和综合素养提升的终身教育体系。

未来产业科学家的发现与有效识别机制已经在探索中，《决定》指导，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而华为最近面向全球招募新一批天才少年，不限学校，不限专业，不限学历，为未来产业发展的人才选拔开创了新的尝试。

企业也是科技创新主体，需要建立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机制，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完成教育、科技、人才的融合，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推动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一体化，探索科教、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已有平台载体和基地改造升级，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统筹打造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方面的未来产业人才队伍，为未来产业发展储备人才力量。

加快数字经济建设是产业发展“关键点”

《决定》指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强调两个集群建设，一是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二是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中央财政牵头发力，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会对其他地方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可能惠及全国。

目前，我们在顶尖领域面临着被“卡脖子”的局面。为了应对这个挑战，需要投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投资国家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大学、新型研发机构，以及创新型领军企业。提升工业互联网能力，以促进未来产业科学领域的共享和开放。

金融资本市场体制建设是产业发展“先手棋”

从金融资本市场体制看，应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应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应给予民营企业融资支持，破解其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鼓励和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持续完善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是永久的主旋律。从发展来看，相关政策应形成配套的金融资本市场体制，即需要加快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作用。

例如，7月26日，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正式启动，包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母基金，以及未来产业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将按照“政府指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的原则运行，遴选专业投资团队，通过子基金投资、直投、生态运营等运作方式，发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产业培育、并购整合、补链强链功能。这正是金融资本政策的最佳实践。

总之，颠覆性研究和融合式创新将不断加速催生未来产业的新发展方向，需要长期的试错和投资。如何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稳定、金融支持、法治环境良好情况下，规制新兴技术产业化带来的风险，抓住未来产业发展的机遇，是对中国政府综合治理能力的考验。

未来产业的发展需要勇闯“无人区”，权衡新兴技术产业化带来的伦理、社会和经济风险，要考虑高质量发展，也要考虑国际竞争状况，还要重新考虑人才培育、风险控制和利益平衡等维度的问题，并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人才储备优势、产业配套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建立以敏捷为核心的未来产业发展国家治理模式，为未来产业提供良好的成长平台和突破空间。